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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为什么有的知识分子对错误的理念总是坚信不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辛庄课堂 Author 张维迎
乔治·奥威尔：知识分子可能持有愚蠢的理念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
这段话我是从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读到的。索维尔评论说，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几乎没有一个独裁者没有受到某些著名知识分子的支持。
乔治·奥威尔的话，你听了以后或许会觉得奇怪：知识分子受到良好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更聪明，怎么会变得愚蠢？不要怀疑这一点，更不要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讲的道理就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正确。
我在农村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上世纪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时候，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觉得不可行，是胡闹，但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可行，大力鼓吹，他们到农村给农民做思想工作，批评农民没文化，觉悟跟不上。
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一些知识分子比普通人蠢得多。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来自某些知识分子坚信不疑但确实非常愚蠢的理念。
为什么会这样？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有个解释，他称之为“理论导致的盲区”(theory-induced blindness)：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思考的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它的缺陷。
任何一个与自身所认同的理论相违背的事件出现后，你会基于本能的排斥，找各种理由为原有理论辩解，或将此事件当成特例，或理解为自己掌握的数据不充分等等，但绝不会怀疑理论，就像信仰地心说的人不会因为火星有时倒着走就怀疑地心说一样。
我在研究企业家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物，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的理论，但主流经济学家讲的市场里根本就没有企业家！
为什么？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排除了企业家的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未来是确定的，人的偏好、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都是给定的，每个人无所不知，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理性。在这样的世界里，决策就是计算，每个问题都有唯一最优的解，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判断，因而根本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
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并且认为它是最好的市场理论，企业家在他的视野中就消失了！这就是理论导致的盲区。
哈耶克：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写到：“事实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有关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开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以恢复。”（《致命的自负》第27页）
人们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但哈耶克的话告诉我们，并不总是如此。事实上，人们有关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经常不是因为对事实的认定有分歧，而是因为不同人对相同的事实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比如，中国经济过去40年高速增长，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这是事实，大家没有分歧。但中国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不同人的解释不同，甚至相反。
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庞大的国有部门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另一些人认为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两种不同解释导致的政策主张不同，中国经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依赖于我们相信哪一种解释。这就是哈耶克说我们的认识会改变事实的含义。
打个比喻：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得很快，你追上去后发现他少一条胳膊。走得快和少条胳膊都是事实，但并不能告诉什么是正确的解释。如果你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之所以走得快，是因为少一条胳膊，你就会号召所有人只留下一条胳膊。如果你的号令得到有效执行，每个人都会失去一条胳膊。接下来的事实将是，许多人走得比原来更慢了！
所以，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持有的理念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给出的解释也是错的，错误的解释可能带来无穷的后患。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
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说：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
他说，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就立即显现，他们能够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们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立竿见影的现象。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有法律或政策规定只有国企才能养鸡，私人不能养鸡，那么，居民吃到的鸡蛋、鸡肉一定来自国有企业。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用统计数据证明国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国企，人们就吃不到鸡蛋和鸡肉，那他就是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只看到看得见的，没有看到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如果政府不禁止私人养鸡，鸡肉、鸡蛋的数量会更多，且质量更高。
在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些经济学家犯类似的错误。他们只看到某项产业政策扶植起来的企业和产业，看不到这项政策同时消灭掉的企业和产业。我曾用“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说明这一点。
比如说，设想政府要鼓励养狐狸，养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廉价土地、优惠信贷，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所有经营狐狸的商家也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吃狐狸肉、穿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价格补助；任何人想养其他动物（如猪羊牛），或者吃其他动物的肉，都必须同时饲养或消费一定量的狐狸；等等。
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的很兴旺。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出台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养了非狐狸动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狐狸产业肯定能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养殖产业。但是，这不能证明这个扶植狐狸产业是对的。
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一些所谓的证据、观点，可能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看得见的东西，没有看到看不见的东西。